當代諜戰劇:可以科幻,不應虛幻
作者:曾于里
若提起諜戰劇這一概念,很多觀眾想到的是《暗算》《潛伏》《風箏》等經典,它們主要以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歷史階段為故事背景,姑且稱之為傳統諜戰劇。在當下的和平時期,并不意味著反諜工作不存在了,只是當代諜戰劇擁有全新的表現形態。自1983年國家安全部成立以來,以反諜工作為表現對象的影視劇,一般就稱為國安題材劇或當代諜戰劇。
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國安題材的當代諜戰劇數量很少。近幾年,隨著國家安全概念的深入人心,當代諜戰劇多了起來,《暴風眼》《風暴舞》《對手》相繼播出。由趙寶剛執導,韓庚、魏大勛、李一桐、周放領銜主演的《特工任務》,也是一部國安題材的反諜劇。
與傳統諜戰劇的經典迭出不同,當代諜戰劇至今還未出現有口皆碑的爆款作品。《特工任務》獲得不錯的口碑,但根據中國視聽大數據,其在東方衛視和北京衛視上星播出時收視率低迷,第三方平臺顯示的有效播放數據也比較平淡。當代諜戰劇“不叫座”,原因之一是劇作過于局限在單一的科普功能,要想走向大眾,需要充分挖掘傳統諜戰劇的戲劇魅力。
變化:從傳統諜戰到國安題材
何謂諜戰劇?學者魏南江在《中國電視劇類型研究》如此定義:“以間諜或特務活動為主要情節或核心事件,表現我黨我軍及愛國人士為建設和鞏固國家政權,打擊國外敵對勢力的破壞和顛覆活動,并以敵我雙方間的斗爭為中心展開敘事的電視劇。”
雖然間諜現象全球都有,但鮮有國家像我國這樣,形成具有穩定類型特征的諜戰劇。由于我們近現代史的復雜,新中國成立之前,華夏大地上存在多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不僅是國共兩黨,還有以日寇為代表的侵略者。諜戰工作呈現出盤根錯節的形態,比如國共兩黨之間,國民黨與日寇之間,共產黨與日寇之間……這為諜戰劇中的情節設置與人物關系構建創造了很好的條件。2005年的《暗算》一鳴驚人,2009年的《潛伏》以其巨大影響力讓諜戰劇成為最熱門的類型劇之一,一度“熒屏處處抓特務”。之后的《黎明之前》(2010)、《懸崖》(2012)、《偽裝者》(2015)、《風箏》(2017)都堪稱經典。但熱潮之下也有很多粗制濫造之作,讓觀眾感到審美疲勞,使得諜戰劇的熱度有所下滑。
國安題材的當代諜戰劇接過傳統諜戰劇的接力棒。誠如《暴風眼》的臺詞所言,“這個世界、這個時代,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延續著沒有硝煙的戰爭”,靜好的歲月底下,始終都有暗流在涌動。
這為當代諜戰劇創作提供重要的現實基礎。這幾年來,當代諜戰劇逐漸多了起來。
看點:從身份迷局到科幻想象
不論是傳統諜戰劇,還是國安題材的當代諜戰劇,它們有著一些共同的戲劇看點。諜戰必然包含臥底、滲透與反滲透、情報竊取與交換、懸疑與兇殺等元素,都帶有強情節、強節奏、重邏輯、重懸念等特點。
譬如《特工任務》講述的是,國際情報組織通過一款名叫“特工任務”的游戲,在玩家未知情況下暗中開展間諜活動,津海市國安局與之展開斗爭。其故事背景,與傳統諜戰劇天差地別,但敵人撒詐搗虛、瞞天過海、插圈弄套的伎倆是相似的,我國安人員見招拆招、明察秋毫、出奇制勝的斗爭技巧也一以貫之。
另一方面,當代諜戰劇與傳統諜戰劇在看點上,也存在一些鮮明的差別。傳統諜戰劇最核心的看點之一,是身份上的迷局,它常常以我方地下工作者滲透到敵方的情報機構為劇情主線,地下工作者有多個身份。比如《潛伏》中的余則成、《黎明之前》的劉新杰等,表面上隸屬國民黨陣營,真實身份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偽裝者》中的明樓,則有三重身份,表面身份是汪偽政府要員,隱藏身份是軍統特工,而真實身份是共產黨員。身份的多元,讓人物關系復雜化;錯綜復雜的背景,讓人物始終處于險境當中,懸念迭生,極具戲劇張力。
類似情節,一般不可能出現在當代諜戰劇中;加上國安工作的保密原則,使得當代諜戰劇必須想象出新的故事情境,創造新的戲劇看點。
一些當代諜戰劇采取的策略是,構建一個與現實生活相接近,但又高于現實生活的高科技環境,以軟科幻式的科技博弈來表現間諜工作。比如《暴風眼》《特工任務》都有一些現實生活中還不存在,或者還沒有那么神奇的高科技細節。《暴風眼》中,看似平常的商標貼紙,居然自帶傳感功能,貼在水杯上,就能竊取筆記本里的電腦資料;《特工任務》中,讓對方掃一下植入病毒的二維碼名片,就可以監視他的手機里的信息往來……
《特工任務》間諜的滲透工作是通過游戲進行的。劇中,國外的情報組織通過一款VR游戲吸引玩家。發現有利用價值的玩家后,再通過線下任務,一步步誘導玩家不知不覺中完成間諜任務。這款VR游戲已經接近一種科幻想象——它的仿真化、投入感、交互性與破壞力,是當今的游戲還不具備的。
這種借助軟科技的做法,有助于與當代年輕觀眾形成連接,亦有可能流失一部分傳統的諜戰劇觀眾。
挑戰:走出科普宣傳的單一功能
傳統諜戰劇經典不少。但近年來的當代諜戰劇,鮮有爆款——無論是頂流楊冪出演的《暴風眼》,還是大導演趙寶剛加持的《特工任務》皆是如此。癥結何在?
其一,當代諜戰劇設置的軟科幻情境下的高科技博弈,與當代觀眾的生活終究是“隔”了一層。它雖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卻也進行了技術上的延展與夸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劇情的可信度,也影響了觀眾的代入感。比如玩游戲的觀眾雖然很多,但《特工任務》中的游戲已然到了“科幻”的程度,觀眾反而察覺到劇情的虛構性。
其二,當代諜戰劇的正面主人公只能是國安人員,而不是傳統諜戰劇中的地下工作者,因此不能在身份迷局上做文章。而且,主人公幾乎不會遭遇傳統地下工作者的絕境考驗,也就很難進行人性上的挖掘,不容易給觀眾留下深刻的記憶點。
《特工任務》中,魏大勛飾演的黃子誠,一開始只是一個游戲玩家,分別被境外情報機構與國安人員“選中”,在情報組織的脅迫與國安人員的勸導之間,他該如何抉擇?這里本可以有人性掙扎的空間。可惜的是,黃子誠沒有太多猶疑,人物的厚度打了折扣。
如今的當代諜戰劇,看來主要在承擔國家安全的科普任務。經由劇集,很多觀眾這才察覺:原來間諜離我們如此之“近”,假如我們缺乏足夠的國家安全意識,在無意間可能就會被間諜利用,泄露危害國家安全的重要信息。譬如《特工任務》中的游戲玩家,一不留神和一念之差,就誤入歧途。
這有助于強化“國家安全為人民,國家安全靠人民”的意識。但當代諜戰劇要出圈、要更多走向大眾,就不能局限于單一的科普功能。事實上,2021年備受好評的《對手》就為當代諜戰劇提供了可借鑒的創作思路。它沒有那些高大上的科幻設定,完全將諜戰題材“日常化”:間諜就是隱藏在我們身邊的普通人,過著操心柴米油鹽的生活。這樣的設置,讓間諜故事貼近觀眾生活。并且,《對手》大膽地以反派為核心主人公展開敘事,為人物塑造爭取最大的空間。可以說,《對手》既契合當下的反諜背景,又保留了傳統諜戰劇的戲劇張力。
當代間諜劇的創作需求會持續存在。但想誕生類似《潛伏》這樣的經典,應該在承擔科普功能的同時,在“落地”上更多著力,在人物塑造上更大開拓。如此,當代諜戰劇的市場空間才會更加廣闊。(曾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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