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事件改編的困境——從電影《第八個嫌疑人》說起

　　電影《第八個嫌疑人》劇照

　　李寧

　　近兩年，國產現實題材影片創作備受矚目。尤其在今年，《保你平安》《消失的她》《孤注一擲》《八角籠中》《我經過風暴》《學爸》等影片接連涌現，其中許多電影斬獲票房佳績。這些影片基本都是基于社會新聞或真實事件所改編，“取材真實”與“關注現實”成為競相標榜的特色。借助于抖音、微博、小紅書等各類社交媒介，它們頻頻制造熱門話題、觸發公眾情緒、形成媒介事件，使得文本內外都表現出明顯的新聞化、話題化趨勢。同時這一波創作潮流，也讓“如何改編真實事件”的問題引發人們的關注。

　　《第八個嫌疑人》亦是如此。除了主演大鵬顛覆自我的表演之外，該片的另一大賣點便是改編自被列為1995年全國十大案件之一的“12·22番禺搶劫運鈔車案”。影片的宣傳海報上，不僅直接打出了“根據建國以來最大武裝劫鈔案真實案件改編”的標語，還著重圈出了“真實”二字。真實案件、警匪對決、影帝飆戲，加上抖音等社交媒介的持續助推，讓影片的話題度持續居高不下。

　　然而從最終的呈現效果來看，“真實事件改編”這一最醒目的標簽，反而淪為了影片最大的軟肋。

　　事件依賴癥：

　　影片成為大小事件之間的簡單拼接

　　對于真人真事的改編，需要把握好真實事件與藝術虛構之間的平衡關系；電影《第八個嫌疑人》顯然過度忠實于案件本身，患上了一種“事件依賴癥”。

　　從故事角度來看，影片幾乎按部就班地參照原案件，展現了主人公從密謀搶劫、潛逃海外、改名換姓到最終伏法的全過程。創作者在類型與風格上其實頗有想法：前半部分偏向生猛凌厲的港式警匪類型片，后半部分則轉向更加寫實和日常的風格。但整個故事平鋪直敘，主要人物的命運盡在觀眾的掌握之中，缺乏戲劇性與懸疑感。片名“第八個嫌疑人”所制造的懸念在影片中始終沒能體現出來，變成了可有可無的噱頭，多少有些標題黨的嫌疑。改編原本應是一種藝術再創造，但《第八個嫌疑人》幾乎拍成了簡略乏味的案情回顧。

　　更明顯的問題在于，創作者沒有深入意識到，文藝作品改編與真人真事改編并不一樣。

　　例如，基于文學作品的電影改編，往往已經經過了原作者對于現實生活的過濾和編織，有較為順暢的故事邏輯為基底。但現實生活中的社會新聞等事件，其發生常常具有突發性與偶然性。將其搬演至大銀幕上，就要以合理的敘事邏輯來改造與串聯起偶然的日常事件，發掘日常事件背后的深層動因，賦予現實生活以一種結構與意義。但《第八個嫌疑人》中各類情節之間的串聯，幾乎都靠巧合來實現。警察王守月（林家棟飾）因為交通噪音問題首次到訪陳信文（大鵬飾）的建筑公司，便意外撞見了陳信文等人密謀搶劫的現場；王守月發現潛逃多年的陳信文的蹤跡，靠的竟然是偶然點開的一條朋友圈；王守月找到陳信文的落腳點，也是通過隨機詢問路人；楊芳（齊溪飾）則僅憑一句“老鄉”，就將陌生人引進了家門。過多的巧合段落弱化了故事的合理性，讓影片成為大小事件之間的簡單拼接。

　　工具人群像：

　　人物之間缺少了糾葛感和宿命感

　　對于事件本身的過分依賴，不僅使得《第八個嫌疑人》過度使用巧合手法來連綴情節，也讓影片的人物塑造過于凸顯功能性而忽略了立體感。除了主角陳信文因改名換姓而帶來的人物性格豐富度之外，其他一眾角色幾乎都淪為了人物功能單一化、缺乏豐富前史與深層動機的工具人。

　　就劫鈔團伙而言，影片只是直接突兀地交代他們策劃、實施與被捕的過程，并沒有深挖幾位劫匪的動機與心理。例如，除了陳信文和陳欣年（孫陽飾）之外，其他五位劫匪為何走上了以身試法的道路？他們有著怎樣各自不同的人物前史？影片并不試圖作出解釋，只是讓幾位劫匪各司其職——他們的任務就是參與劫鈔計劃，并因高調揮霍而順利被捕，確保故事中只剩下陳信文兄弟二人逍遙法外。

　　即便是對于劫匪頭目陳信文，其人物鋪墊也并不充分。陳信文固然遇到了生意上的挫敗和資金的危機，但為何下定決心冒此風險？影片沒有給出充分說明，只是用與堂弟陳欣年搶劫出租車的少年往事來敷衍了事。片中陳信文被尊稱“文爺”、并被父親夸贊“聰明”，但影片并沒有展現出其傲人的江湖氣概或聰明才智，描畫的更多是其潦倒失意、低調隱身的一面。而如果具備上述品質的話，陳信文應該會對搶劫作出詳細周全的計劃而非倉皇出逃，也應該會謹慎行事從而避免最后作為圍觀群眾誤入新聞鏡頭而暴露行蹤。

　　正面人物中，警察何藍（張頌文飾）也是典型的工具人。觀眾對于他的身世背景、情感狀態等一概不知，其人物職能就是主動代替王守月參與抓捕行動并中槍身亡，從而造成后者多年的負疚感。這一人物的全部魅力依賴的并非情節邏輯中的人物行為，而是來自于演員在表演中的細節：他在犧牲前強忍疼痛將子彈退出彈夾的舉動，才讓這一人物散發出些許真實的質感。

　　由于諸多人物缺乏詳細鋪墊，導致角色之間并未能構建起深厚的關系。整體來看，陳信文/陳欣年與王守月/何藍一邪一正的兄弟情、陳信文/王守月的對手戲是影片中最為重要的三對人物關系，但除了陳信文與陳欣年兄弟倆的生死情誼稍顯動人之外，其他兩對人物關系的構建都不甚成功——影片對于王守月與何藍二人的情感關系描畫不足，導致王守月直至退休仍一心捉拿兇手的執念變得并不令人信服；而作為警匪片中常見的“黑白雙雄”配置，陳信文與王守月二人在故事前半段幾乎沒有實質性的人生交集，這就讓他們少了許多棋逢對手的糾葛感和故人重逢的宿命感。

　　意義的匱乏：

　　正面人物未能制衡反面人物的感染力

　　需要進一步看到的是，警匪片作為一種電影類型，其往往會借助犯罪故事呈現人性與社會的某種失序狀態，進而紓解集體的某種焦慮或困境。但對于表層案件的過度關注，阻礙了《第八個嫌疑人》將目光進一步投向社會事件背后的人性復雜性狀況與社會結構性問題。

　　影片的英文名為Dust To Dust，從陳信文兄弟倆苦心孤詣潛藏多年仍然難逃法網的經歷，的確能夠體會到一種人世蒼茫、塵埃落定的宿命感。除此之外，影片更像是一部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為主題的法制教育片。實際上，借助這則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并延伸至21世紀的案件，影片原本可以觀照一下我國快速推進的社會進程中所暴露出的某些癥候，從而生發出更為深刻的意義與價值。但顯然創作者的目光始終局限在有限的幾個人物中，缺乏了一種更加廣闊的視野。

　　導演李子俊在訪談中曾提及，他要借助這部電影來探討其中的人性和道德問題。但實際上，影片對于人性的探討并不深入，尚且停留在“犯罪者也有人性”的層面。片中對于人性復雜性的書寫也較為外化：一方面借助行兇事件來凸顯陳信文心狠手辣的性格，另一方面借助溫馨的家庭關系刻畫其溫情柔軟的性格。至于陳信文更加復雜的心理狀態，影片描畫得顯然還不夠。

　　值得注意的是，通過陳信文這一人物，影片應和了當下國產影視劇熱衷于塑造悲劇式反面人物的潮流。近年來，國產影視劇中涌現出高啟強（《狂飆》）、葉文潔（《三體》）、祁同偉（《人民的名義》）、張東升（《隱秘的角落》）、沈默（《漫長的季節》）等一大批性格復雜且帶有悲劇性色彩的反面人物，陳信文似乎也可歸入這一行列。片中，陳信文被塑造為一個疼愛妻女、思念父親、維護兄弟的好男人形象，儼然一位樸素真誠的家庭倫理觀的代言人。其中有一幕尤其令人動容：在以莫志強的身份步入新婚的當日，陳信文撥通了老父親的電話，面對手機無言地跪拜在地。此類場景，很難不令人對其產生同情與憐憫。但問題在于，影片并沒有對陳信文的復雜人性做出深層的溯源與解釋，只是為了復雜而復雜、為了同情而同情。同時，王守月、何藍等正面人物的塑造實在單薄，未能制衡反面人物的感染力。于是，對于陳信文這一反面人物的過度共情，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蘊含了惡的正當化的危險。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講師）